小番茄豐收，村民喜笑顏開。

　　近日，興慶區掌政鎮五渡橋村迎來考察大閘蟹產業的企業。建設掌政鎮大閘蟹養殖產業園是今年該村謀劃的產業和村集體經濟發展新方向。2024年，五渡橋村村集體經濟收入達140萬元，與2020年的12.95萬元相比，短短四年增長超10倍。

　　近年來，銀川市持續探索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實現村強民富的路徑，五渡橋村緊跟步伐，大膽破冰探路，成功實現從“空殼村”到“百萬元村”的華麗轉變，并獲評自治區級示范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鄉村全面振興和共同富裕筑牢根基。六月，萬物葳蕤蓬勃，五渡橋村發展勢頭正勁！

　　“帶頭帶得好”

　　村集體家底越來越厚

　　“我們村集體經濟能‘富’起來，村黨支部書記郭新龍得記頭功！”在五渡橋村，提及村集體經濟突破百萬元大關，從村“兩委”班子到普通村民，無不稱贊郭新龍“帶頭帶得好”。

　　2022年，為打破村集體經濟薄弱的困局，郭新龍帶領村“兩委”班子以“黨建引領產業發展”為突破口，全力推動五渡橋農業產業示范園區建設。然而項目啟動之初，村民因擔憂租金收益等問題抵觸情緒強烈，甚至扣留了做地勘的設備。得知消息，剛做完心臟手術僅4天的郭新龍立刻辦了出院，打著繃帶連夜回了村。五渡橋村黨支部副書記周曉萍回憶：“那段時間，書記帶著我們挨家挨戶動員，整整一個月沒休息，最終簽下160余份合同，確保項目當年開工、當年投產。”

　　土地流轉問題同樣棘手。自1998年起，五渡橋村部分土地流轉期限長達30年，部分承包土地的村民“理所當然”地認為地種久了就屬于自家，拒不退還，其中還包括郭新龍的近親屬。2022年，郭新龍頂著“六親不認”的壓力，帶領村“兩委”班子組建專項工作組，聘請專業律師，歷經3年法律訴訟，成功收回500余畝集體土地。

　　頭雁領航，群雁齊飛。有了郭新龍帶頭謀發展，五渡橋村從村干部到普通村民都有了奮斗的方向。如今，五渡橋農業產業示范園區不僅直接解決了180多名村民的就業問題，每年還為村集體增收30萬元，收回來的土地也帶來近20萬元的年收入。

　　從“十”破“百”　政策引路又助推

　　“農業的出路并不完全依靠土地，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更有廣闊前景！”2023年，郭新龍受銀川市委組織部委派，前往浙江大學考察學習，此次經歷讓他深受啟發，也為五渡橋村村集體經濟發展開啟了“傳統農業為主，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路徑。

　　臨近中午，五渡橋村“五渡尚品老酒坊”熱鬧非凡，前來打酒的村民絡繹不絕。“叔，打點酒？”“還是咱們老酒坊的酒有滋味！”隨著酒壇開啟，濃郁酒香飄散，勾勒出五渡橋村的紅火日子。2023年7月，五渡橋村以“支部領辦”模式，盤活780平方米閑置房屋創辦老酒坊。老酒坊不僅年銷售額達160萬元，配套建設的用于酒糟無害化處理的養殖場也生意興隆。2024年，老酒坊與養殖場共為村集體增收54萬元，解決了20余名村民的就業問題。

　　“創辦老酒坊前，村集體收入主要靠土地租金，發展受限，市委組織部的派出學習打開了我突破瓶頸的視野。”郭新龍說，“從發展思路到資金扶持，政策是指路牌也是助推器！”

　　6月18日清晨，五渡橋村副村長李俊杰與寧夏淳元農業發展公司技術負責人張強，一同察看園區葡萄的生長情況。走進大棚，只見青玉般的葡萄掛滿枝頭。“寧夏淳元農業發展公司在園區租了55棟70米長的棚，每棟棚年租金1.4萬元。”李俊杰說，大家以前沒有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的概念，只顧悶頭搞服務，導致村集體口袋空空。

　　自2021年起，連續5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銀川市各項政策的大力推動下，五渡橋村“兩委”班子緊抓機遇，積極爭取政策扶持。通過努力，成功獲得3000萬元鄉村振興銜接資金建設農業產業示范園區，120萬元扶持資金創辦老酒坊，另有其他項目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升級。憑借這些支持，五渡橋村集體經濟實現了從“十萬元級”到“百萬元級”的跨越。

　　得了實惠人心齊　干事創業有人跟

　　“集體經濟不是躺在賬本上的數字，而是我們實實在在享受的幸福。”五渡橋村村民王學梅、劉志平的這句話，道出了全體村民共享村集體經濟發展成果的心聲。

　　2023年，“五渡尚品老酒坊”開業，王學梅在家門口找到了工作，每月有了3000元穩定收入。作為釀酒工人，她還主動化身宣傳員、銷售員，逢人就夸：“純糧食釀的，香得很！”即便釀酒有周期，她仍堅持每天到酒坊，笑著說：“我守著的不只是酒，更是在家門口賺錢的好日子！”

　　“去年村里給60歲以上的老人每人補貼200元醫療保險，我們夫妻都享受上了。”69歲的劉志平和妻子都是肢體殘疾人，腿腳不便，是村里的重點關注對象，逢年過節，都能收到村里的慰問品、慰問金……生活有了依靠，劉志平說話更有底氣。

　　村集體經濟的壯大，讓五渡橋村有了為村民辦實事的底氣。2024年，村里拿出30萬元集體資金，推出醫療保險補貼、婚喪嫁娶簡辦補貼、大學生獎勵等“共享鄉村振興9項舉措”，既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榮譽感，也凝聚起全村謀發展的合力。

　　“辦老酒坊的時候，不少村民都想入股，這在以前壓根就不可能。”指尖撫過一個個酒壇，周曉萍忍不住回憶起往昔：村干部上班像“脫產”，村里整治村容村貌拿不出錢……整個村子如同生銹的齒輪，遲鈍地運轉卻推不動任何發展。

　　如今，不僅村民得了實惠，村干部收入也從一年兩三千元提升至每月兩三千元，工作熱情高漲，干部每周開“板凳會”傾聽民意，真正實現了“說話有人聽，干事有人跟”。

　　今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正式施行，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與運行規范。“過去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如今有了法律依據和規范指導，村集體經濟高質量、多元化發展迎來新契機。”郭新龍說。（記者 葉於亭 文/圖）